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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去病是华夏兵家的杰出代表，然而这样一个不凡的人物，史书上的记载却又非常简略。可能正是因为复原那段历史有难度，所以专门写他的历史小说并不多。笔者在写作过程中，感觉有四个方面是比较花力气的，总结如下：
（一）军事问题
写霍去病，军事肯定是第一个难点。他究竟是怎么打仗的？为什么他能够取得那么辉煌的胜利？《史记》中对此几乎没有记载，而《汉书》的这一段又几乎是照抄《史记》，所以军事部分是花力气最多的部分。
霍去病创建的阵法名叫“车悬阵”，但历史上仅存其名。一般见到“车”字，自然都知道指的是战车，但是不太容易想到的是，“车”字还有一个古老的意思，那就是旋转。所以，见过车床的读者可以回忆一下车床，见过油锯的可以回忆一下油锯，就可以理解旋刀冲锋的厉害之处了。旋刀纵队的两大法宝，第一个正是“用旋转来保证速度”，第二个则是“旋刀队列很薄，故两侧敌人均无法向我放箭，而我可以向他们放箭”。《史记》中记载霍去病“所将常选，然亦敢深入，常与壮骑先其大军”，说明他们是深入敌阵的搅杀，而且他本人与一些“壮骑”是身处刀尖部位的。
《史记》中记载了漠北之战有武刚车，但只说了卫青是用连环阵，但霍去病的阵法就提都没提。挖掘这个“悬”字，最后本书取了悬停之意，也就是以战车为节点，疏而不失地网住整个战场，因为这是全攻全守的打法，有鲜明的霍氏风格。
至于河西之战有没有用车，《史记》里没有提到车，笔者也认为应该是没有用车。首先车悬阵也需要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，其次河西第二战明确记载了是在祁连山里打的，车战并不适合山区的地形。所以本书中写河西两战，只用了旋刀纵队。
其实这个纵队的“纵”字，还是从《史记》中找到的。所以有时候司马迁真让人挺无语的，你说他完全没记载吧，他实际上也记了点，但就是惜墨如金，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去抠。而且对于霍去病的作战，他都是直接引述天子诏书，读起来完全是一副“反正是天子这么说啊，其他的我就呵呵了”的口气。
所以若要评价司马迁笔下的霍去病写得怎么样，我只能说，似乎司马迁是煞费苦心、处心积虑地不好好写呢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卫霍当时并不怎么见容于官僚世家集团，司马迁也对卫霍有一定的偏见，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人论述过了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当然还是要感谢太史公的，毕竟人家还是写了，人家要是不写，我也不能把人家找出来扁一顿。我把《史记》中的卫霍列传附录于后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。
关于战争的地点和路线，笔者先后五次实地考察，也参考了很多考据资料和研究文献，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指点，虽然只是本小说，但也尽量争取自圆其说吧。
军事这一部分，必须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！
（二）思想境界的揣摩
揣摩霍去病的思想境界，是本书花费力气第二多的地方。霍去病是华夏兵家的代表人物，他是在华夏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，所以，必须站在华夏文化和道统的角度来揣摩他的思想境界。
首先必须强调他许身于国、许身于使命的赤子之心。然后，以武止戈、协和万邦，正是历代华夏兵家的共同理想，并不是单纯的追求武功，更不可能为杀而杀。除此之外，他对人生中各种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，也是要从当时的文化角度去揣摩的。
为了从道统的角度把这些思想讲清楚，笔者决定借助于《易经》，因为《易经》是华夏的群经之首，是华夏文化的元典，是诸子百家（当然也包括兵家）的活水源头。
所以结合故事情节，本书中一共谈到了六十四卦中的九个卦，其中六个是三对覆卦。“师”与“比”这一对覆卦，是讲用兵打仗与协和万邦的对立统一关系，以便于读者理解华夏兵家的境界。“咸”与“恒”这一对覆卦，是讲恋爱与结婚的关系，以便于读者理解古人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。还引入了“渐”与“归妹”这一对覆卦，说明正室与侧室的问题，因为这种情节如果不把问题从原理上讲透彻的话，写起来就容易流于低俗了。此外还提到了“蒙”卦、“姤”卦和“萃”卦。
在易经这方面，我要衷心感谢李守力先生的教导！对《易经》有兴趣的读者，我也大力推荐您可以去读读李守力先生的著作。
（三）关键情节——为何杀人
众所周知只要写霍去病，绕不过去的一个点就是他杀了李敢。杀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
我认为此事绝不简单，而是一个重大关节。李敢击伤了卫青，霍去病第一时间不可能不知情，气头上他并没有出手，就说明不需要他出手。而到狩猎时已经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已经不在气头上了，若说他是处心积虑地设计好了在那会儿下手，我个人是完全不信的，李敢曾是他的手下，他们曾在漠北共同出生入死，试问他下得了手吗？我认为，他只能是在情绪激动以及无可选择的状态下、为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，才不得不出手的，而且这是一次风险非常高的仓促出手。
这时候我就注意到李敢的叔父，丞相李蔡的死正好就是在三月，时间点上吻合于春猎，而且他是被汉武帝以一个非常牵强的罪名“侵占陵园土地”逼得自杀的，这个罪名不是很大，《汉书》中说这会“下狱”，而他却自杀了，也就是说汉武帝其实是起了要他死的心，他也就只能死了。
何况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明确地说了李蔡的人品差，原文是“蔡为人在下中”。司马迁和李家的关系众所周知，就连他受腐刑也是为了帮李陵说话，所以司马迁若说李蔡人品差，那肯定是真的差了。但司马迁又没写任何事情来证明其人品差。若李蔡是弄权枉法、贪污腐败，他完全可以记录，之所以不记，说不定李蔡做的，正是一件不能记录的、隐秘不宣的事情，在这件事败露后，李蔡被汉武帝迅速找借口除掉。而他的侄子李敢，则很可能是这个事件的牺牲品，李敢的死正是这件事情的转折点。
那么这件事情究竟应该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与夺嫡有关，因为，除非是太子受到直接的威胁，霍去病为了任何别的理由，都犯不上直接出手去杀李敢，何况还是风险如此之高的仓促出手。
——而《史记》里的三个“不写”，则构成了我的“证据链”。首先《史记》没有写李蔡到底是做了什么才得到如此差评。其次《史记》没有写李蔡之死的时间，要看《汉书》你才知道原来是如此敏感的一个时间点。第三司马迁记载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时，都记下了他们的母亲是谁，包括位分较低称“姬”的；但是到了汉武帝这里，却提都没提皇三子和皇四子的母亲是谁，直到《汉书》，班固才记录了他们的生母是李姬。
——其实很多人都知道，史书里不写什么，往往比写什么更耐人寻味。这三条很像是司马迁故意不写的，说明其中可能有隐情。在跟李家有关的事情上，太史公多少有点特殊对待，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看法。——所以，这个李姬很可能来自陇西李氏，而李蔡集团暗中有夺嫡的动作，最后因李敢被拔掉而阴谋破灭，李蔡迅速被汉武帝除掉，之后知情人也就缄默不言了。
以上是把我的猜测过程交待给大家，至于读者能不能够接受，那肯定是因人而异了。霍去病扶保太子的态度是史有明载的，他请立三位皇子为王的奏疏就载于《史记》，不难看出，在阴谋者谋夺东宫的计划已经破灭之后，太子方以这一手作为收尾是非常漂亮的，也非常符合霍去病不留后患的战场风格。
还有，除了《史记》里明确说了人品不行的李蔡，其他有名有姓的我没有写第二个坏人。因为我从史书里没找到他是坏人的证据，我觉得自己不能硬把人家写坏。当然写小说也可以虚构一个坏人来推动情节发展，可是我想，只要情节的逻辑能够自洽，也不是非得有这么一个角色不可。
（四）素材选择
本书在材料选择上的原则是：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是不敢违背的；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之间若有差异的，以有利于卫霍为准；《资治通鉴》及其他史书中若有与前两者相冲突的地方，均以前两者为准；史书以外的其他材料选择，以有助于把故事讲圆为准。
关于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不同之处，在汉武帝这一朝，还是值得好好分析一下的。因为司马迁是这一朝的当事人之一，有他的局限性，比如他写的汉武帝，与班固写的汉武帝就跟两个人似的。而卫霍的列传，《汉书》基本是照抄《史记》的。在这种大前提下，凡是二者有不同之处，正说明这是班固认为必须要改、不改不行的。而且仔细考察这些差异，《汉书》的说法都对卫霍更有利，所以本书在两者不一致的时候都取《汉书》。后文也专门附录了这些不同之处。
史书以外的材料选择，比如倒看北斗、酒泉御酒、柏梁联诗、神君现形、琴歌、霍去病名字来历，历来都有人说只是传说而已，我觉得作为小说，作者可以自由选择用还是不用。举个例子，柏梁台联诗，一般说法是柏梁台落成的时候霍将军已经去世，所以他不可能参加那次联诗，但是这种说法无法解释诗里面的“大司马”是谁，明明是一人一句诗，难道让卫青一个人联两句吗，根本不合理啊。
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柏梁台位置的研究文章，其中提到了柏梁台就位于昆明池边，是在开凿昆明池的时候堆土而成的。我觉得这个讲法很有说服力，确实完全可以先堆山，再慢慢的盖上面的建筑（即那些著名的承露金人之类）。史有明载昆明池是在元狩四年挖好的，那么土山应该也是那时候堆起来的，所以我就这么写了。其实，柏梁联诗的每一句，细品也都很有味，的确都扣着每个人的身份，从中能揣摩出不少东西，这也不像是伪作能有的高度。
再举个例子，《琴歌》也有说是后人托名伪作，不是霍将军写的。但是我细品这诗的每一句，不折不扣是华夏兵家的情怀，伪作能有这个高度吗？还有人认为霍去病不见得有这个文采，我的想法是正好相反，霍去病太可能有这个文采了。因为华夏兵家历来强调的就是文武双全，《吴子兵法》论将，上来就说“总文武者，军之将也”。从写兵法的孙武、吴起、尉缭、李靖，再到留下著名诗词的辛弃疾、岳飞，华夏历代兵家有文采的多得是！再说《琴歌》其实也不需要多好的文采，受过《诗经》熏陶的西汉文化人，写出这样的辞句很正常，何况是接受过贵族教育的霍去病。
以上是向各位读者汇报一下我写本书时的一些想法，欢迎您批评指正书中的问题。
最后，谢谢您读到这里。
觉明堂主
二零一六年于北京